【第五章】
謀 略 篇
國民黨在建黨初期，便由蘇聯請來專家，幫忙設立制度，因此其組織方式，和共產黨相當類似。而且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也有過數次的分分合合，彼此之間的關係相當錯綜複雜。後來國民黨因為在中國大陸和共產黨之間的鬥爭失敗，喪失了民意的支持，戰敗逃亡到台灣之後，對於共產黨成功的原因，必然有一番深刻的探討，不但要吸收其優點，而且更要研究克敵制勝的方法，以求至少得以偏安於台灣。另一方面，由於國際間民主國家對共產黨國家採取圍堵政策，長久和共產黨對抗的主力國家是美國，國民黨也要多少做出一些民主的假象，以拉攏民主國家的方式，和中國共產黨相抗衡。
一、蔣家在台灣的權勢爭奪戰
國民黨代表盟軍接收台灣以後，就積極的展開了清除共產黨的運動，而當時共產主義對台灣人而言，並不同於它在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它只是在殖民地知識分子之間相當流行的一種崇高理想。連當今的李登輝總統，當年都曾研讀過共產主義，後來也曾接受過國民黨情治單位的約談。而國民黨刻意擴大這種「肅清匪諜」的行動，甚至於演變成清鄉的大屠殺行為，同時也是作為它消滅知識分子，壓制反對力量的一種合理藉口。
n 「二二八事件」中的特務爭奪戰
如果要討論國民黨在台灣利用線民，殘害百姓的例證，也許必須從「二二八事件」談起。在二二八事件當中，台灣共產黨的勢力事實上是很小的群體，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也不深。勢力更沒有國民黨後來故意渲染，以及共產黨順勢附和的龐大。當時的台灣，可以說是各種國民黨特務勢力，在台灣積極滲透佈建，彼此互相角力、爭奪物資利益的嚴重混亂狀態。在事件發生之後的協調處理過程中，事實上已經有許多特務分子滲透分化的情形發生，甚至還有利用剛被釋放出獄地痞流氓，大量混入調解組織和地方自動組成的自治團體當中，故意製造無謂的衝突和矛盾，使對立的情勢擴大，為後來所謂的「派兵鎮壓暴亂」行為，製造了一個相當合理的藉口。
當時甚至連美國的中情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也長期的在台灣蒐集情報，以寫作《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聞名的喬治•柯爾（George Kerr），就是一個代表性的人物。而國民黨在衝突事件爆發之後，所以能夠大舉屠殺當時在台灣社會中的意見領袖人物，許多台灣人居間內應通報，必然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n 蔣家在台灣對國民黨的整頓
蔣家的勢力被中國共產黨打敗，倉皇逃難到達台灣之後，對於和共產黨鬥爭失敗而得到的慘痛經驗，必然時時牢記於心，對於共產黨的長處，也會積極加以研究學習，並且還要精益求精的研究破解之道。而身為蔣中正的長子，又有多年留學蘇俄經驗的蔣經國，也必然成為蔣家要在台灣建立統治勢力的重要主角。
由於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代表的「ＣＣ派」，在國民黨內勢力過於龐大，甚至有「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說法，蔣中正於一九三八年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就是要大量引進青年的力量，建立自己的班底，在國民黨內進行權力鬥爭。蔣家到達台灣之後，便在一九五○年八月，以蔣經國、陳誠等十六人為委員，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將ＣＣ派的勢力完全排除在該委員會之外。國民黨的改造工作，首先進行的是黨員的限期「歸隊」登記。其次由蔣經國指導，採用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方式，在各地區成立各種小組、黨部等組織，各黨部又層層向上組合，最後由黨中央控制。而小組活動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學習蔣介石言論及上級指定閱讀文件。除了一方面由各級改造委員會派出宣傳人員巡迴各地，向基層幹部宣導演講，另一方面也會指定各中高級幹部到「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整個改造委員會的目的就是重組國民黨，將整個黨的勢力完全收編到蔣家手中。
n 蔣經國建立救國團青年部隊
另一方面，由蔣經國籌備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也在於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一日，蔣中正的六十五歲大壽時正式成立，由蔣經國擔任主任，李煥擔任主任祕書，這樣的職務組合，維持二十餘年沒有變動，實際團務是由李煥全權負責。根據救國團自己的定位：「救國團是一個具有教育性、群眾性、和戰鬥性的青年組織」。蔣經國強制規定所有高中以上學生為當然團員，十六歲到二十五歲的社會青年，如果符合該團條件的，都必須加入。依據救國團規定，團員必須接受政治訓練及軍事訓練。簡單的說，救國團就是蔣經國用來組織、控制青年學生的工具，也就是蔣經國所組訓的青年部隊。
救國團是蔣經國培養革命陣容子弟兵的搖籃，也奠定了李煥後來職掌國民黨黨務的基礎。儘管後來表面的政治色彩已漸漸淡化，以柔性的青年自強活動等方式吸引年輕人，但是其根本的特權本質並未改變，這點可以從它在各地大量佔用公有土地，建造活動中心，並可以動用軍方的資源，配合自強活動的舉辦看出來，而筆者當初曾承辦過調查局的一些團體活動，在安排行程、食宿時，救國團也是絕對配合、盡心招待，充分發揮了「情治一家」的情感。而今年一月的救國團主任爭奪風波中，李登輝的女婿賴國洲大敗而回，也證實了救國團隱然存在的真正實力。
蔡同榮曾在他所著《我要回去》一書中曾提到，他在一九五六年，被選為台大代聯會的主席之後，他的主任教官曾帶他去救國團總部，接見他的是負責組織的第一組組長曾憲鎔。台大代聯會主席到救國團報到，在當時是相當理所當然的事。對於他擔任台大代聯會主席這麼重要的職務，如果救國團沒有積極去接近、吸收，將他納入「革命陣容」之中，實在是完全說不過去的事，至於蔡同榮先生說他拒絕加入，那也是他隨便說說，大家隨便聽聽就算了，在那個時代背景之下，他又是台大學生的代表，加不加入救國團的革命陣容，還能隨他去選擇嗎？
n 蔣經國收編特務系統
調查局的前身出自於中統局，在蔣經國放任「中統局」和「軍統局」兩大系統一陣互相鬥爭殘殺之後，最後都被收歸為他自己的勢力範圍。其原始定位便是一個保衛蔣氏家族政權的特務機器，而被稱為「調查局之父」的沈之岳，本身也是一個充滿爭議、曾經擔任過共產黨特務的謎樣人物。調查局後來在他長期的領導之下，一些高壓恐怖、仇恨鬥爭的手法必然是純熟無比，再加以維護蔣氏家族政權的主角，正是留學蘇聯、研究政工出身的蔣經國，其對各種統治謀略的策劃，更加是爐火純青、高人一等。
蔣經國在臺灣以推動情治工作、進行奪權鬥爭起家，最後終於達成他順利接班的目標。在國民黨政府當中，情治系統與黨、政、軍等各大系統的地位是同行並列的，不僅在權勢上毫不遜色，而且因為其勢力已經深深植入黨、政、軍的核心，在實際的內部權力運作上，更早已遠遠超過黨、政、軍的表面勢力。蔣經國擔任國安會副秘書長時，必定要親自指揮該系統，直接下達命令，即使王昇以政工首腦管轄該部門時也是如此。在蔣經國逐步掌權、邁入執政的所有期間之內，情治系統都是他所必定親自緊抓在手中的重要工具。
蔣經國的謀略運作功力，是一個極其高深的大學問，即使在他已去世多年後的今天，他當初所精心佈置的謀略，還深深的影響著台灣的政局發展和所有人民的思想和政治運作。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應該是海外台獨勢力的消長、美麗島事件的始末、以及民進黨的組黨過程等。
二、海外台獨勢力的消長
海外台灣獨立運動原來是一種自發性的運動，參與者大多也是出於自動自發的愛鄉精神，但是因為和蔣氏家族政權在台灣的穩定控制相違背，且將蔣氏家族專制殘暴的統治方式公諸於世，因此成為蔣氏家族特務系統的首號敵人之一，進行了大規模的打入拉出等佈建手段，企圖瓦解此一興盛發展的海外反對組織。
情治機關在極力瓦解組織的同時，卻又利用自己一手所培養的人，將所有的勢力加以收編，並發揮「引蛇出洞」的政治謀略，試圖將懷有政治理想的優秀人才加以全數吸收，試圖加以收編運用，如不能達到預期目的時，便加以壓迫打擊，使其長期流落異鄉。即使到了黑名單已經解除的現在，他們如果回到台灣，仍然會受到莫名奇妙的排擠，甚至無法在台灣立足，類似許坤成教授受迫害的例子相當多，但是許坤成教授的慘痛遭遇，是其中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一個實例。
另一方面，由於海外的台獨勢力已暗中遭到蔣氏家族政權的收編，它反而可能成了台灣和美國之間的另一個非官方的溝通管道，除了可以很方便的在美國國會中活動之外，並可以成為和中國互相角力時的一個籌碼，使中國默許蔣氏家族政權統治台灣的現實，以避免台獨的勢力過度成長而和中國永遠脫離。美國的情治單位對於此一股長久在美國活動的獨立運動勢力，當然也會進行一些必要的線民佈建和情報蒐集工作，也會藉由它的一些積極的活動，對台灣的獨裁政權產生某方面的制衡壓力，以維護美國的整體國家利益。以美國為主要活動場所的台獨運動組織，事實上已經成為尋求解決台灣問題時，不可忽略的關注焦點之一，也是各種不同勢力介入台灣問題時，互相制衡和彼此角力的重要籌碼。
台獨的理論和主張，如今已經不是台灣政治上的禁忌，但是卻又被情治黨過度的加以濫用，一談到政治的問題，必定要引入統獨的紛爭之中，然後再加上中國的威脅，使人民對台灣在實質上的獨立產生懷疑，落入爭取國家主權的論戰，並將目前無法即刻解決的問題變成爭論的重點，使攸關人權的法制、民主、經濟、民生等問題，遭到極度的漠視，反而讓情治黨在混亂之間大蒙其利。如果上述的人權問題可以獲得解決，人民自然就會對國家產生向心力，珍惜個人的努力成果，當然對於國家主權的維護也就會有所努力。
如同現在相當流行的「黑金政治」議題，所有的政黨都為著這個話題互相指責爭辯，卻反而忽略了操控黑金勢力的情治黨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如果情治黨對台灣的嚴密控制可以解除，民主法治才有伸張的機會，治安機關也才能依法辦案，黑金問題自然能獲得改善。
n 早期的台獨運動
談到「台灣獨立運動」，暫且不談在百餘年前，唐景崧為了拒絕日本接收台灣，臨時成立而曇花一現的「台灣民主國」。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之後，日本在台灣的「主戰派」軍人牧澤義夫、宮中牾郎等人，卻仍不願投降，召集當時在台灣極有權勢的士紳林獻堂（日本貴族院議員、大地主）、辜振甫（台灣皇民奉公會實踐部長，大財閥）、徐坤泉（日本憲兵團特務）、林熊徵（板橋林家大地主）、許丙、簡朗山等人，在草山（陽明山）集會，共圖發起台灣獨立的計劃，繼續和中國對抗，不過該計劃後來並未付諸實行。其中辜振甫也因該案而入獄兩年，卻因而逃過「二二八事件」的清算。
他後來又可以和國民黨極力靠攏，還娶了國民黨大老嚴復的女兒嚴倬雲為妻，當中所涉及的巨大利益交換，自然是可想而知。而他的父親辜顯榮當年甚至還單槍匹馬到基隆去帶引日本兵進入台北城，所以他參加日本人的「台灣獨立」會議，後來又投靠國民黨的行為，事實上也只是為了保護辜家龐大的家產而已。如今又擔任海基會的董事長，負責台灣和中國之間的談判，前一陣子雖然也曾有中研院的歷史文獻研究報告指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入股投資日本在台灣經營的「慰安所」，但是以他的顯赫家勢而言，這樣的「傳聞」勢必也會立即銷聲匿跡。
辜家在台灣近百年的歷史上，可以說是台灣最能把握政治的風向球，所造成的影響最深遠，而且又能一直屹立不倒的一個權貴家族。
n 在日本的台獨運動
海外台獨的勢力，在經過「二二八事件」之後，歷經了合縱連橫的複雜糾葛，第一個成立的組織，以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廿八日在香港成立，由廖文毅、謝雪紅等人為首的「台灣再解放聯盟」為代表。他們曾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書，建議聯合國先託管台灣，經由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台灣獨立等重大議題，但是這個組織的實際影響力實在相當有限。後來廖文毅又於一九五○年前往日本，組織了「台灣民主獨立黨」，並在一九五五年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由廖文毅擔任大統領，並發行機關報《台灣民報》，可以說是在日本的台獨運動發起者。日本由於歷史和地理的淵源，和台灣距離相當近，而且早期的台獨運動者，大多是受過日本統治教育的一代，日本民間對於台獨運動也大多趨向於同情，而日本政府也大多會抱以「不會積極反對」的態度。因此，一直到一九七○年以前，日本都是海外台獨運動的重心。（陳佳宏，《海外台獨運動史》；陳銘城，《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
對於在日本興起的台獨運動，負責護衛蔣氏家族政權的情治系統當然會加以特別的關注，在李世傑所著的《調查局研究》一書中，對於策反廖文毅、陳以德、辜寬敏等人的經過，已經有了相當詳細的描述，在此不再多加轉載。不過辜寬敏在日本台獨運動中的特殊角色，在此仍須加以著墨，雖然他是以為他父親辜顯榮贖罪的理由贊助台獨運動，在李世傑的書中也不確定他何時被策反，但是根據曾擔任過調查局海外工作組主任的鄒紓予證實，辜寬敏早再回到台灣之前，就經由國民黨駐日本的外交單位，每月領取廿萬日幣（當時換算成台幣大約是一萬六千元）的酬勞。辜寬敏和蔣經國之間曾秘密通信，並於一九七二年潛回台灣和蔣經國密談的事，後來也被在日本的台獨運動人士揭穿過。又根據前調查局局長沈之岳的說法，辜寬敏回到台灣之後，一直到五年多以前，他那筆廿萬日幣的經費都還透過外貿協會繼續支領當中。然而到現在他還能以獨派大老的身分自居，大家仍對他敬若神明，蔣經國的謀略技術精湛無比，在此也是可見一斑。
在日本的台獨運動者當中，由於蔣氏家族情治單位的不斷打壓追殺，發生過許多特務和反特務的攻防戰，當時在日本因為遭到蔣氏家族情治人員暗殺而犧牲生命，或是被暗中綁架回國的熱血台灣青年相當的多，也寫下不少可歌可泣的壯烈故事。但是隱身在台獨組織之中的情治單位線民，雖然都只是受到蔣氏家族鷹犬的利用，事實上也必須為那些志士的流血犧牲，以及多年流落異鄉的台灣子弟，負起相當程度的道義責任。
像謝長廷當年悄悄躲在京都大學張雅孝的實驗室裡，偷取台獨運動人士的名單，並利用自己所開的「蓬萊餐廳」來蒐集台灣留學生活動的情報，神不知鬼不覺的為調查局立下不少汗馬功勞，不但享有文部省的獎學金，調查局還有專人負責發獎金給他，供給他帶著妻兒在日本的逍遙生活已綽綽有餘。他說他回國時還能夠帶回一百萬日幣，表示他有投資的天份，但是事實上光是賣掉他所經營的那家餐廳，他就分得了一百多萬元日幣，再加上平日積蓄的獎金，一百萬元恐怕還是他故意有所保留的數目吧？而他回國後得以立刻擔任辜家的法律顧問，年收入超過五百萬台幣，事實上也是來自調查局工作關係的居中牽線。至於他賺取那些沾滿血腥的錢，內心是不是能夠心安理得？那就只有去請教他所誠心跪拜的宋七力師父了。
n 美國的台獨運動
要討論美國的台獨運動，應該要從蔣氏家族政權和美國之間的微妙關係談起。如前所述，蔣氏家族政權所領導的國民黨勢力，想要在台灣島上取得立足之地，並抵抗中國共產黨政權的追殺，一定要緊緊把握住台灣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但是從美國的觀點而言，蔣氏家族政權並不是他們理想中的「民主夥伴」。在日本戰敗之初，由聯合國託管台灣的呼聲，事實上也曾由包括喬治•柯爾在內的美籍「台灣問題顧問」提出過，但是國民黨在台灣的接收勢力，也曾利用類似後來在中國發生之「沈崇事件」，以及在台灣發生之「劉自然事件」等相同的手法，對美國駐在台灣的觀察人員進行暗中的攻擊，並利用一些主動投靠的台灣人，發動反美的群眾運動，因而美國對於台灣的託管問題一直無法插手，後來雖然也有過類似「孫立人事件」的運作，但是蔣氏家族對台灣的控制似乎是愈行牢固，而美國也因為戰略上的考量而不得不和蔣氏家族有所妥協，對於台灣人的獨立願望，基本上美國是採取同情而不鼓勵的模糊政策。
在美國台獨運動勢力的崛起，必須追溯源頭到雷震等人在台灣發起籌組反對黨的一九六○年，在同樣的時間裡，前面提到曾受邀加入蔣經國「革命陣容」的蔡同榮，也在二月擔任軍法官的預官役退伍之後，趁準備出國留學之前的空檔，暗中進行著聯絡組黨的工作，並於當年的六月十九日，在關仔嶺召開了一場至今仍充滿疑團的「關仔嶺會議」。因為該場會議參加的總人數有四十三人，當時在窮鄉僻壤的關仔嶺舉辦那麼盛大的會議，一定會引起警調單位的注意，依照警調單位對於旅館業者的管理方式，旅館的住客登記絕對不敢含糊其事，但是雖然有警察前去詢問，卻又讓他們「有驚無險」的順利開完了會議。
如果該次的會議確實是有關組黨的大事，在台灣的民主歷程中應該佔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奇怪的是參與該次會議的四十三人，至今卻仍然諱莫如深的沒有一份較為詳細的名單，目前在已知的資料中較為可考的，就是後來在美國的台獨運動中，佔有相當重要地位的蔡同榮、張燦鍙、羅福全、侯榮邦、陳榮成等人，這些人士又是如何順利出國留學的？
依照蔡同榮的說法，他是當年九月十八日出國，和他同行的一位一起參加過「關仔嶺會議」的劉家順，但是劉家順卻在機場被警總刁難，遭到吊銷護照而不能出國，而主其事的蔡同榮卻順利的成行了。在該事發生不久前的九月四日，雷震才因為鼓吹組黨而遭到以「涉嫌叛亂」為由加以逮捕，依照蔣氏家族特務系統的慣有手段，一定要斬草除根的大肆搜捕一番。在劉家順後來被逮捕後，只要稍微循線追查，所有參與會議還留在台灣的人，被抓到和牽連的人數肯定是只會超過，而不會有漏網之魚，但是到最後卻只有劉家順一個人被判刑下獄，情治單位寬宏大量的情況，未免太過異於尋常。而上面所提到的一些台獨運動健將，究竟都是在何時出國的，也是一個很值得去仔細研究的問題。
美國台獨運動的發展，是在一九七○年成立的世界性組織，台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它的成立可說是將台獨運動的重心，從日本轉移到美國。它成立之時，也正是蔣介石的中國代表權即將被逐出聯合國的前夕，在它成立之後不久，便因發生了四月廿四日的刺殺蔣經國事件而聲名大噪。這件刺殺事件的附加影響，反而使蔣經國的接班聲勢大盛，也造成中國對台獨勢力興起的忌諱，在無法一舉攻取台灣的情況下，對蔣氏家族勢力繼續控制台灣壓制台獨勢力的狀況，不免會有某些程度上的默許。
蔡同榮基本上是很有開創者的天份，但是又很難免因為本性中的劣根性而無法長久經營。他在創立了台灣獨立聯盟之後不久，就因為「刺蔣案」等問題，和台獨聯盟的內部產生了一些矛盾，逐漸離開核心，由張燦鍙長期接手台獨聯盟的運作。蔡同榮在一九八二年又創立了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FAPA），在美國對於爭取和維護台灣人的權益相當有幫助，也是台灣在美國國會活動關說的另一個非官方管道。但是他也因為在FAPA的財務上，出現許多虧損的問題而斷斷續續的操縱著FAPA，在財務出現問題時便隱居幕後，一但財務及組織出現改善的契機時便又暗中運作奪權的勢力。
就如同他取得民視的經營權之後，經營走向和財政的收支帳目都一直問題重重，甚至對廣大的支持投資者使出欺騙的手段。而且在節目的製作上也毫無特色，不但達不到投資者當初的期望，其表現甚至比起原來情治黨控制下的三家電視台還不如。但是到目前為止，他的穩固地位似乎仍然屹立不搖，還能繼續發揮他所被賦予的「特殊任務」。
n 台獨聯盟決策核心的「洩密事件」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日陳屍於台大研究圖書館外的陳文成博士，由他父親事後所出版的紀念文集中所透露的資料，再對照台獨運動的已出版資料判斷，他的死亡，應該和他發現自己暗中幫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鍙匯款給施明德的事，已經被同志洩漏給情治單位的事情有極大的關聯，而且甚至連匯款的直接資料都被情治單位所掌握，因為當初匯款的事情必定相當的機密，顯然他已可以推測出賣他的內線是誰，準備回美國時要找他算帳。而且在他向家中吐露這些不滿之後，他在搭乘公路局班車旅遊時，到站下車時，就有一輛快速行駛的車輛逆向衝來，還好他緊抓住車門，才沒有被後面的人推下車，一樁可能經過設計的交通謀殺也才沒有達成。但是依照當年情治單位的一貫行事風格，陳文成最後還是難逃「離奇死亡」的命運，應該是一個必然會有的結果。根據鄒紓予指出，陳文成那件「匯款洩密案」，正是當年調查局海外工作組的得意傑作之一。
與該事件有密切關聯的楊維哲教授，應該會知道部分真相，但是卻至今仍對該事三緘其口，而且他兩年前還因為堅持用台語教學而大出鋒頭，現在又身為一個建國黨的黨員，本身的反對色彩應該相當明顯才對，理應受到情治單位的特別「關照」。但是他卻又曾七次擔任全國大專聯考闈場的闈長，並擔任過多次研究所及大學轉學考的闈長，他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必然要相當深厚，否則國民黨絕不會放心將這些闈長的重任託付給他。單從以上的這些理由判斷，楊維哲是情治單位長期佈建的線民身分，已經是呼之欲出了。
長久擔任台獨聯盟秘書長的王康陸博士，可以說是張燦鍙擔任台獨聯盟十多年主席當中的主要文膽，連在日本的黃昭堂也有許多重要文件都要經過他的潤飾，他和陳南天（本名陳重光）可以說是張燦鍙的左右手，所知道的內部機密必定相當多，他後來在陽明山的國安局附近發生「離奇車禍」意外死亡的事件，肇事者所提出的牽強原因和肇事經過，以及警方和司法機關對待肇事者的特殊處理方式，透露出許多欲蓋彌彰的疑點。因此，造成他離奇死亡的原因之中，情治單位在該事件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必定也有無法擺脫的密切關係。
陳南天在接任台獨聯盟秘書長多年之後，現在擔任民進黨籍基隆市長李進勇的機要秘書，李近勇也是「美麗島事件」之後的辯護律師之一。陳南天在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一年之間，至少曾四、五次秘密潛回台灣「聯絡同志」。一九八三年四月廿六日，由台獨聯盟秘密策劃，由陳南天直接下令執行的《中央日報》和《聯合報》的爆炸案，事成之後，曾有許多在台灣的無辜反對人士遭到誣陷入獄，調查局一直到十二月才宣佈偵破該案，甚至在主嫌黃世宗早已回到巴西隱姓埋名多年之後，還在一九九○年六月十二日在巴拉圭遭到職業殺手的謀殺而身亡，其中很多不解的謎團，都曾指向台獨聯盟領導核心的洩密問題。而調查局海外室的海外佈建實力，在此事中也展現了不小的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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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應元的傳奇角色
郭倍宏的傳奇故事在前面的章節之中已經作過討論，另一個和郭倍宏的背景故事幾乎雷同神似，都是在「美麗島事件」之後出國留學，且一向和郭倍宏是親密戰友的李應元先生，同樣也曾翻牆出沒台灣各地，並在調查局線民顏錦福的競選活動中任意的現身，甚至在總統府前留影等，一切遭遇似乎都和郭倍宏雷同，而比較不同的是，李應元雖然也被列黑名單，在遭到郝柏村懸賞通緝的時期，台灣大學卻還對他兩度發出聘書，給他一個無法回國任職的悲情藉口。試想，在那個郝大將軍大權獨攬的時代，一般的特殊行業，午夜一到都要自動關門，台大的孫震校長，以手無縛雞之力的一介書生身分，居然敢和抓住槍桿子的軍頭對抗，不免也太不自量力了。
李應元後來似乎也因妻而貴，他的官運、財運都比郭倍宏亨通暢達。其妻黃月桂當初就是拿國民黨的公費獎學金和他一同出國。在李應元列名「黑名單」時，她還可以順利的回國作學術研究。後來在黑名單突破之後，又得以進入王永慶的長庚大學管理研究所工作，目前擔任副所長。去年七月更被行政院挑中，在人事行政局所舉辦的第一屆女性領導人訓練班之中，和許多在國民黨內及與其有互相關連的企業中，擔任重要領導人職務的女性主管，一同接受特別栽培訓練。在訓練班中一片的藍底之下，忽然冒出她這一點綠色，難道不會顯得特別的突兀？還是代表著黃月桂確實是「『青』出於藍」呢？
而自稱「健保博士」的李應元，在一九九五年競選立委時，喊出「健保保費省一半」的承諾，明知道全民健保的保費太高，有許多平民百姓都繳不起，保費至少還可以少付一半以上。但是在他當選立委之後，卻又絕口不提降低全民健保保費的事，竟然反而公然為王永慶的長庚醫院護航，保護其瓜分全民健保醫藥費用大餅，每年為王永慶多賺六十億以上的利益。
原來的全民健康保險法於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實施，其第八十九條中規定：「本法實施滿二年後，行政院應於半年內修正本法，逾期本法失效。」依法在一九九七年九月一日已經失效，雖然衛生署以行政院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將修正草案送交立法院為由，繼續對付不出保費的民眾罰款，但該法終究還是未於期限內完成三讀以及公佈的法定程序，根本沒有修正完成。而且罰款還是以每兩天增加百分之一的方式來累加，最高還可達到積欠保費的兩倍，甚至可以用拍賣民眾財產的方式來強迫償還，對於原本已無力償付保費的弱勢百姓，竟然又進而拍賣其財產，對於如此剝削弱勢人民的惡法，還執意要以違法方式繼續實施，可以說是政府當局最為殘酷的政治迫害！
照道理，身為最大反對黨的民進黨，對於執政黨膽敢如此公然違法、剝削人民財產的行為，理當基於主導創黨的謝長廷先生呼籲的「弱勢優先」口號，堅決為民喉舌、仗義直言。但是這位自稱「健保博士」的立委，卻還和張俊雄、沈富雄兩位立委，代表民進黨在立法院中和其他的政黨進行協商，準備修改失效的全民健保法，其中，沈富雄是專門瓜分洗腎醫療資源的醫學博士，張俊雄還是律師考試第一名的資深立委，面對著已失效的剝削法律，他們卻還是明知故犯，作出了違背法律常識的行為，讓失效的全民健保惡法「借屍還魂」、「死而復生」，經過稍加修改化裝之後，又抬出一個繼續吸血，把台灣人民壓得無法呼吸的「殭屍法條」、「修正法案」。
資深的張俊雄立委是調查局資深的線民，其領導人之一是張榮光的事實，台灣之聲已經多方求證並加以揭發，他以律師第一名的法律人身分，又是資深的立法委員，應該很清楚該惡法已失效卻還違法實施的荒謬性，但是卻又昧著良心來進行知法、違法、玩法的修法行為，正是他線民身分的再一次驗證。曾經在大學時憑著自修，通過律師高等檢定考試的沈富雄醫學博士，竟然在該修正法案已經通過之後，還忝不知恥的對著媒體記者大肆批評，認為該修正法案是「一條牛要剝四層皮」，彷彿他事先對該法的修正內容一無所知一般。他的目的只是想繼續玩弄選民，騙取一個「為民喉舌」的招牌，為他下屆的台北市長選戰鋪路。此等偽君子的作風，和新黨的做法是毫無差別的，和他們平日所標榜的道德清新形象，不正是完完全全的背道而馳嗎？
對於以上一些政客荒謬離奇的怪異表現，實在不是一般人可以用很簡單的「變質」兩個字來完全解釋。如果我們深入去了解他們所真正扮演的真實角色時，我們應該說他們是已經摘除以往的假面具，逐漸恢復其身為調查局線民的真實面目才對。
三、美麗島事件中的謀略運用
「美麗島事件」的發生，有許多複雜的背景，一方面是在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日益出現危機，一方面必須作出民主改革的表象來博取美國的好感，一方面又對政治上的反對勢力不能完全掌握，必須先進行清算打擊之後，造成反對勢力的真空狀態，再利用他們自己培養的人，在快速崛起的情況下，搶攻反對陣營的領導地位，並隨著情勢的發展，最後又扶植出一個他們可以完全控制的反對黨。至於美麗島發生的詳細情形，在呂秀蓮所著的《重審美麗島》一書中，已經有了詳細的記載，讀者可以自行參考。在此我們要討論的，是在這樣一個對台灣民主發展過程相當重要的事件背後，到底隱藏了甚麼政治謀略。
如同對付海外的台獨勢力一般，必須要在反對運動的陣營中，先進行一次大洗牌，然後再大量安插情治機關長期培養的線民進入反對團體之中，這些政治佈建線民，有一些是接受情治機關的安排，自願進入「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團，如謝長廷、張俊雄等都是調查局安排的，負責接收清算之後的反對勢力資源，有些是負責接收黨外雜誌的發行市場，培養出一些新崛起的編寫人才，吸引關心政治者投稿，並在編輯工作中收集投稿者的資料，以便情治機關進行清查處理。另一方面，也有一批人被安排送出去美國留學，以便逐步重新接收台獨聯盟的權力中心。
在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前，許多事前籌備的工作已經在進行，例如利用洪誌良構陷黃信介的事情，只是其中一個代表性的失敗例子，但是各種必須清算的名單，設計何人必須到場，何人必須通知迴避等，都在沙盤演練之中，甚至事前發生的「鼓山事件」，也是故意安排的一個引爆點，其他如提早展開「春元演習」、由憲兵中將薄一波調動中南部的憲兵冒充引發暴力的群眾等，都是事先經過細心策劃的。
從事後逮捕的人當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精心設計的痕跡，例如康寧祥刻意將林義雄連夜帶到現場，康寧祥還曾經上台演講，但是林義雄遭到逮捕入獄，康寧祥卻全然沒事。並且次年二月廿八日林義雄的住宅還在情治機關的嚴密監控之下，發生了林義雄母親和雙胞胎女兒喪命、大女兒重傷的「懸疑命案」！情治機關要嚴懲林義雄的的企圖是相當明顯的，而林義雄即使現在已經擔任民進黨黨主席，對於此一慘絕人寰、懸而未破的慘案，卻已不再加以追究，不但不能以道德修養來加以解釋，實際上早已經違反了人性上應有的道義責任，使我們不得不再次對情治黨的可怕程度再三的嘆息。
那些接受情治黨安排的線民，不但成了黨外的後起之秀，還組成了最大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成了把持反對勢力的主要核心。而當初那些被逮捕入獄的黨外菁英，不是已經被收編，就是已經失去影響力，或者是已經在他們週遭安排了許多貼近跟監的的佈建，如今也已經影響力有限了。在情治黨的長久佈局之下，台灣根本早就沒真正的反對勢力和反對黨，縱使有一些民眾仍對民進黨報以厚望，在民進黨縣市長選舉大獲全勝時欣喜若狂的支持者，當看到許多民進黨的執政縣市長都紛紛為宋楚瑜站台時，應該就要對這樣的長遠謀略有所體悟。
當初在民進黨組黨的時候，由主導組黨的成員和黨綱的設計上，都是調查局所一手主導的，早就已經確定了民進黨絕對沒有壯大的可能，再加以權力、利益的腐化誘惑，民進黨是注定要當「永遠的在野黨」，唯一可能的改變，就是因為逐漸泡沫化而消失而已。關於民進黨的組黨經過，因為意義非常重大而且影響相當深遠，而筆者也可以算是恭逢其盛的當事人之一，因此特別要另外加以大篇幅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