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調查局如何監控社會運動

一、前　言

國民黨在與共產黨鬥爭的過程中，吃盡了各種群眾運動的虧，深深知道民意的不滿可以累積相當大的力量。因此情治單位對於社會運動的發展情形，自然是會特別留心並嚴加監控。由於調查局在社會的各層面之中，早已佈下縱橫交織的線民網路，嚴密的監控著各社會團體的活動情形，詳細報告了各地方基層的民意心聲。持平的說，如果執政當局真的有心要去了解社會民生的需要，以及地方施政的得失，參考調查局所作的「社情報告」，應該是很能反應現實狀況的，這也是宋楚瑜擔任省長時，可以「全省走透透」而到處受到歡迎的必備參考資料。

同樣的一份詳盡的調查資料，如果用在用心的施政者手裡，可以平撫許多民怨，增進社會的和諧，以及提高施政的滿意度，但是調查局當初編寫這份報告的原始用意，主要目的卻是要防範於未然，在各種的社會運動可能興起之初，就要予以強力打壓、轉變方向、或進行內部的分化，使社會運動難以發展成形，到處都能充滿著安和樂利的假象。

二、發生社會運動的背後因素

經由以上的分析來觀察，即使是突發的社會民情騷動，也很難擴大影響力而成為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但是台灣近年來的社會運動，確實也有過一段相當蓬勃發展的時期，那又要作何解釋呢？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為了要配合情治黨的政治鬥爭謀略，有意使存在的問題逐漸加溫擴大，甚至是由情治黨所暗中加以鼓動，以造成一股足以在政治鬥爭中打擊政敵的強大勢力。

不管是大型或小型的社會運動，大多是有調查局的線民在核心參與討論或親自帶領，背後都會有其複雜的政治因素摻雜在內，否則大多不會讓它輕易的成功，而這些社會運動都有以下的一點或數點特點：

一、有時可能只是因為線民在扮演他應有的角色時，積極的要增加他在團體中被接受和信任的程度，需要作出一些具體的表現來加強他的影響力，逐步的進入決策的核心，甚至進一步取得意見領袖的領導地位。

二、為了順應社會上累積的不滿情緒，可以趁著發動街頭示威運動的重要時機，將心懷不滿的人吸引出來，可以說是一種「引蛇出洞」的策略。一般對政治冷漠的社會大眾，大多不會參與相當辛苦而且可能有危險的街頭運動，會主動參加的人，大多都是身受其害或是對政治議題比較關心的人，而這些人也正是調查局必須嚴加蒐證列管的重要對象。

三、在許多的街頭運動之中，調查局或其他情治單位常常會安插一些特定的線民，在群眾當中趁機激發大家的不滿情緒，鼓動激情謾罵的對立氣氛，藉故向受命維持秩序的軍警人員挑釁，造成暴力流血的激烈衝突，再加上媒體的故意偏頗報導，造成民眾對街頭運動產生害怕或厭惡的心理，而忽略了該次街頭運動的訴求重點。在所有的暴力衝突事件中，「美麗島事件」是最具代表性而且影響最深遠的具體例子。

四、在長遠的政治鬥爭謀略之中，常常會有一些較為大型的社會運動被醞釀出來，這些運動都會有相當強烈的政治訴求。例如早期針對社會治安敗壞所舉辦的大遊行，都是要營造郝柏村打入權力核心的預先鋪路工作。而後來一些造成他削去軍權的重運動，是因為他可能會利用軍方的勢力進行強勢的治安掃蕩，會嚴重傷害到調查局的特權利益。最後促使他黯然下臺的群眾運動，則因為他試圖由上往下逐漸接收調查局，使調查局不得不藉機展開反擊的動作。這也是當情治黨內部的利益產生嚴重衝突時，必然會發生的結果。

五、對於每一次的社會運動，調查局絕對都要具有可放可收的能力，尤其是牽涉到政治謀略的運作時，通常都會先作出一些試探性的動作，在現場運作的人，大多只是調查局的棋子，他們未必能真正決定運動的發展方向。調查局隨時評估整體狀況的演變和想要達到的目標，並可隨時加以指導修正或下令喊停。像「美麗島事件」之後，蔣經國派人去向朱高正下通牒，要他適可而止，就是一個見好就收，即時踩下煞車的例子。

以下將另外舉出三個例子，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

三、五二○農民大遊行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的「五二○農民大遊行」，筆者曾親身參與全程蒐證，在現場擔任蒐證組組長的任務。在該次遊行的主題當中，雖然主要的訴求方向都是要為農民爭取權益，但是其實卻含有對新繼任之李登輝政權的一種挑戰意味，因為李登輝總統是以研究台灣農業經濟的專家著稱，他當初在擔任省主席任內，最得意的政績之一，就是推動「八萬農業大軍」的政策，他在該年一月才因蔣經國的去世而驚險的繼任了總統，五月就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請願活動，甚至演變成暴力流血的衝突事件，可以說是情治黨對他的一次下馬威，意圖對他剛萌芽的政治威望，造成一次重大的摧殘打擊。

在該次遊行的主要領導者和決策核心之中，有許多人都是由調查局佈建的線民，當時我混在人群中，主要是負責監控領導車輛上的重要人物。我們的任務相當單純，負責錄影的人只要在攝影機上面貼上三個電視台的標籤，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到處錄影，負責拍照的也是差不多，大多是冒充攝影記者的身分公然的拍照，另外還有很多人是帶著隱形的照相機或針孔攝影機，手裡握著小型的遙控器，要拍的時候只要按一下按鈕就好了。我們大多是毫不選擇的詳細蒐證，盡量把所有在場的人都拍進去，對於在指揮車上和附近的人更是要隨時注意，一有新的狀況時便要立刻進行蒐證。如果有一些緊急的變化，像是準備打架或有其他激烈的行動時，在周圍蒐證的人一知道之後，都會立即用無線電通報出去。越是大型的街頭運動，在現場蒐證的人也越多，我們並不一定需要知道誰是我們的人，只要到處走動不停的拍，資料送到上面去之後，自然另外有專人會負責事後的判讀和處理工作。

通常我們出任務的時候，都會帶著調查局的紅色證件，我們「自己人」也大多會在穿著上作一些小暗號，像是胸章或領帶夾，大部分都是作成梅花的形狀，在比較不適合用梅花形狀的場合，也會作一些其他的變化，有時也會在帽子或衣服的小配件上，作一些小小的變化，基本上是要方便我們自己的人互相辨認用的。像那天的特殊狀況，整個現場是被封鎖起來的，裡面的人一個也不准出來，不過在真的必要的時候，我們只要擠到封鎖線前面，很快的向負責把關的軍警露一下證件，他們就會立刻把蛇籠拉開一個小縫，讓我們能夠很迅速的鑽出去。

當天天氣非常不穩定，大雨之後又出大太陽，反覆連續三次，在場的人都是衣服濕了又乾、乾了又濕，好像三溫暖一樣，許多在指揮車上的指揮者或決策核心人物，都是我所熟知的線民，看到我在人群中出現，都會紛紛向我擠眉弄眼的暗中打招呼，謝長廷見到我時，更是在下垂的右手上豎起大拇指，對我表示欽佩和鼓勵的意思，這樣的小動作，一般的旁觀者是很不容易看出來的。

筆者在此也要向當天一同在場的許多熱心社運的朋友打個招呼，雖然當時我們不一定互相認識，不過同時也要說一聲抱歉，在調查局的檔案室裡，肯定會有能證明你們當時確實在場的照片或錄影帶。

四、全民計程車隊的「暴動」

在台灣的社會現況和民意調查中，廣大的計程車司機，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區的計程車司機，是最能深入觀察到社會的脈動，反應出各階層民意的特殊族群，又因為有許多司機對政治相當關心，也都能發展出一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們被封稱為「街頭評論家」，事實上是相當名實相符的。當初調查局會對台灣之聲特別注意，曾進行過大量的收聽調查，其中計程車的收聽比例又是出奇的高，也是促使調查局積極以公開抄台或暗中佈建的方式，大舉對台灣之聲展開打壓分化謀略的重要原因。

因為地下電台快速的蓬勃發展，計程車司機又是最忠實的聽眾群之一，在計程車司機的族群中，曾經因為要爭取應有的共同權益，反抗極度剝削計程車司機的靠行制度及附加責任險等問題，逐漸結合成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在一些社會運動和政治活動中，因為機動性高，加以如台灣之聲等「地下電台」的空中動員能力，當初旗幟最為鮮明的，就是有名的「全民計程車隊」，對於這股忽然興起的力量，自然也會成為調查局務必要加以分化和制服的一個最大目標。

於是，調查局針對計程車司機族群的許多拉出、打入之佈建工作都在積極的進行，另一方面，一些類似的計程車組織也紛紛被扶植成立，以便與之互相競爭並製造一些摩擦。當一個組織的成長太過迅速時，也會伴隨著產生許多的內部矛盾和紛爭，加上調查局積極佈建的一些線民，不斷的以耳語、謠言、挑撥、分化等手段製造問題，以逐步瓦解破壞的方式整個組織的團結。

在一九九四年台北市長選舉之前，爆發了一連串的全民計程車街頭暴力事件，事實上是調查局有意利用暴力的形象來瓦解全民計程車隊的謀略作為，暴力打鬥的事情都是真假摻半，許多計程車司機確實是車毀人傷，但是當中還是會有所差別，調查局的線民們大多能「倖免於難」，即使有所誤傷，調查局也會對他們加以補償，但是一般的熱情司機就倒楣了，在營業的損失之外，醫藥費、修車費等還要另外自掏腰包。更為狠毒的一點是，因為媒體的大量偏頗報導，使「全民計程車」成為暴力衝突的代名詞，讓乘客敬而遠之，計程車如果還掛著全民的招牌就幾乎載不到客人，不用多久，全民計程車的組織，自然就土崩瓦解了。

五、「白曉燕命案」之後的十萬人大遊行

「白曉燕命案」發生之時，法務部長廖正豪有意要借重調查局的力量，展現他「掃黑部長」的威力，而調查局也有意要鞏固它在監聽技術和治安維持的權威地位。由於受害者的母親白冰冰是公眾人物，相當容易吸引媒體的注意，對於她的哀傷和憤怒，當然也會引起社會上的相當程度的同情。對於這樣一件經過精密的策劃和執行，後來又因圍捕兇嫌而造成社會震盪的重大案件，即使在三個主要嫌犯都以伏法的今天，還有存在著許多未解的謎團，因為已經死無對證，對於幕後可能存在的指揮集團，似乎已經沒有繼續追查的可能。

白曉燕是在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四日遭到綁架，在證實她已遇害，尋找到屍體之後，經過媒體的不斷炒作加溫，立刻造成民眾對治安的極度不滿。而情治黨基於政治上的鬥爭考量，不但沒有大力加強治安的維護，降低民眾這種不滿的情緒，反而還在暗中鼓動醞釀這種不安和焦躁的心理，將原來對於治安問題的不滿，逐漸提高層次為對於執政當局的不信任，籌備著一次抗議政府對於維護社會治安的無能表現，事實上卻是要反對李登輝政權的盛大遊行。許多社運團體在暗中經過一陣爭奪角力之後，最後由史英的「人本基金會」取得大遊行的領導權，經過不斷加溫炒作之後，五月四日便造成全民走上街頭的十萬人大遊行，在食髓知味之餘，更在兩週之後的五月十八日，喊出「總統認錯，連戰下臺」的口號，在馬路畫下民眾的足跡，並運用雷射光的技術，有史以來第一次將「大腳印」的圖形和「認錯」兩字打到總統府上面。

事後詳細來討論該波的大遊行，事實上暗藏著相當濃厚的政治鬥爭意味，持平而論，在社會運動已經漸漸平息的時候，又發生那麼大規模的抗爭活動，在李登輝總統的執政聲望上，確實會造成相當大的直接打擊，而且也埋下了當時的行政院長連戰後來下台的原因。廣大的參與群眾，絕大部分都是真正充滿熱情和憤怒的，但是事實上卻也被情治黨利用來作為政爭的工具，將這波遊行的口號評為「泛政治化」，確實也是有些道理的，只是當時參加的群眾，肯定不能夠接受這樣的說法。

若要討論治安敗壞的遠因，其實郝柏村也演過一場大戲，在郝柏村登上行政院長寶座之前，黑槍走私情形相當嚴重，其幕後最大的走私集團，是以居住在桃園地區的鍾姓人士為代表。他和郝柏村之間的關係，可能需要利用到DNA鑑定的科技來判定。在黑槍極度氾濫的情況之下，人民反而會懷念起強人領導時的太平日子，自然會期望一位強勢的政府官員出現，於是郝柏村因為強勢的軍人形象，正符合了這種要求，也因而使郝柏村登上了「出將入相」的人生峰頂。果不其然，郝大將當上閣揆之後，馬上就立竿見影，鍾姓人士立刻就金盆洗手了，甚至還會透漏一些槍枝的流向給治安單位，在郝揆的一番大肆搜查整頓之後，黑槍反而成了黑道的燙手山芋，所以當時最流行的政治笑話就是「走在路上，不小心都會撿到槍。」在郝柏村的聲望拉升到最高點之時，有誰會想到背後還有這樣的一齣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