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調查局如何操縱司法
一、前 言
在西洋的傳統當中，代表法治的象徵，是一個右手執寶劍，左手持天秤，蒙著眼的女神。寶劍代表著正義的伸張，天秤代表公正無私，蒙著眼代表毫無偏見。然而，台灣的司法，在調查局和情治黨的全面操縱之下，天秤早已經換成一大把鈔票，雖然還擁有寶劍，卻握在一個盲目的狂漢手中，不但毫無公正、不辨是非，而且唯利是圖，更糟糕的是，只要是阻擋到情治黨利益的人，他一定是揮劍就砍、毫不留情。
沿襲著蔣氏家族的威權體系，司法制度就是蔣氏家族的「私法制度」，蔣氏家族可以透過國安局等御用情治打手，直接對法院的執法人員指示案件的偵辦和判決，由於台灣的法官、檢察官等，都是屬於國家的公務員，層層而下，一般法院的執法人員，對於情治機關更是聞風喪膽，因此其審判的公正性，便會受到整個官僚體系，尤其是掌控官僚系統的調查局牽制而失去基本的正義公理。各情治單位在蔣氏家族的卵翼之下，狐假虎威、假傳聖旨之事已經很難以根絕，兩蔣時代結束，蔣氏家族後代凋零之後，各情治單位反而因為群龍無首而更加肆無忌憚，再加上環環相扣的特權附庸，以維護共同利益為原則而結合成一個情治黨，而各司法機關也已成為此一情治黨中，當然且必要的成員，台灣司法的改革遙遙無期，所有問題的根源其實就在於此。
二、法律系和律師高考
在戒嚴統治時期，法律是極權統治者用來整肅人民的工具，律師是一個受到嚴格管制的行業，絕大部分的律師都是由軍中的軍法官退役後轉任，而民間一般的律師高考，每年通過錄取的人數甚至只有個位數，這些極少數的律師名額，相對於應屆和屢次重考的數千考生而言，錄取率實在是奇低無比，競爭者又都是學有專精的一時之選，考取難度遠高於大學聯考。對於這些極少數的名額，由於奇貨可居，情治黨當然更要嚴加控制。台灣的考試制度，包括聯考制度，在表面上仍然會維持一定的公平性，但是仍然有許多管道可能產生弊端。首先，對「有辦法」的人而言，要預先取得考題並不是一件難事。在閱卷時也有作假的情形，而在最後公佈出來的錄取名單，更是問題的重點所在，因為考卷分數和名次是外人無法質疑的。考生即使覺得分數有問題，也只能申請複查自己的分數，不可能拿來和錄取者相比較，而被錄取的人是既得利益者，規定上不能也不可能會將自己的考卷拿來和落榜的人比較，所以當中的弊端，只有主其事的少數幾個人知道而已。
此外，一向被認為是公平的大學聯考制度，事實上也同樣存在著類似的弊端，負責出題的闈場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地方，聯考試題的外洩，其實也未必要從闈場中夾帶出來，也許只要在預先準備好的「參考題庫」中，指定選取某一份試卷或是某一些考題就好了，這時闈場的闈長就很重要了，因為他有權在出好的幾份試題中，選取其中的一份，而被選取的這一份，事實上可能是老早就內定了，闈場出題只是一個表面形式而已。在閱卷的過程中答案卷都有彌封，誰也不知道哪份答案卷是誰的，在此下工夫動手腳比較沒有必要。而最後放榜時公佈的榜單，則是最關鍵的地方，和上述類似的情形，受到暗中保送上榜的人，當然不會去申請複查他自己的分數，而別人對他考取的分數也無從過問，這可能是聯考的公平性問題，最容易產生弊端的地方之一。
所以負責闈場的闈長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職務，而在陳文成命案中有相當關聯性的楊維哲，近來表現出來的反對色彩又是相當的濃厚，卻又能七度擔任闈長的重責，其本身的真正身分就相當的特殊。關於在榜單上作手腳的情形，又相當類似於去年年底的選舉開票弊端，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前市議員李承龍競選連任的選票，電視螢幕上早已經開出一萬三千多票的票數，然後停頓了許久沒有變動，接著忽然間電腦故障，最後再度顯現出來的票數卻變成一千九百多票，查對各開票所的得票數和選委會的公告，幾乎都有一個小數點的差異。筆者的得票數也有類似的情形，經過李承龍和筆者申請驗票後，一直到選票被銷毀之後，也沒有任何驗票的動作，如今已是死無對證了。
轉學插班考試和研究所的入學考試，相對於大學聯考而言，一般的防弊措施都是較為不嚴密的，只要能預先知道負責出題的教師，要想辦法預先取得考題並不是太困難，而事後的錄取名單，當然也是很容易動手腳的。蔡萬才的兒子蔡明忠，原來是就讀於東海大學，後來又轉學插班到台大法律系，在參加轉學考試之前，雖然考卷早已經到手，但是他還是看都不看，還連續打了三天三夜的麻將，考試時也只是去應付一下而已，還沒放榜之前他就已經確定可以跟隨先進蔡同榮的腳步，到台大法律系去「逍遙法外」了。
謝長廷說他以商職畢業的學生身分，平日還要忙於打工賺錢，卻還能奇蹟似的考上台大法律系，主要是因為他在補習班旁聽，又剛好撿到一些講義，而那些「講義」的命中率又「奇高無比」，因此才能高分上榜。他的無比幸運，真是要羨煞一大群在一般高中苦讀三年，甚至還要一再重考才能進入大學的芸芸考生。而他後來又在大學期間考取律師高考榜首，通過司法官特考，畢業前考取了法律研究所，就讀一年後又考取日本文部省獎學金等等，簡直就像突然吃了仙丹一般，一路過關斬將，無人能敵。但是他或許可以隨便的說說，聽在當年培植他的調查局長官耳中，大概也只是會心的一笑而已，就任由他去胡吹亂蓋吧！
台大的法律系可以說是一個「英才輩出」的地方，不但培養出一批「美麗島事件」之後的義務辯護律師，也創造了許多黨外時期和民進黨中的政治明星。再加上台大法律系的師資中，更不乏在政界相當活躍的人物。而在大財團的第二代權貴子弟之中，進入台大法律系的也不少，除了上面提到蔡萬才的兒子蔡明忠之外，蔡萬霖的兒子蔡宏圖，新光吳火獅的兒子吳東昇，翁大銘的弟弟翁德銘等，都是出身於台大法律系，擁有這種政治和財團組合的「黃金陣容」，它在台灣政治界的重要地位，決對不會輸給台大和政大的政治系。
三、調查局與法務部的關係
調查局雖然在編制上是隸屬於行政院的法務部，只能算是一個三級的執法單位，但是因為承襲了威權體制之下的遺毒，原本調查局是只對蔣氏家族政權直接負責的，它的權力也因為這種特殊的定位而得以無限上綱。調查局在行政體系上所隸屬的法務部，充其量只是它在依法編列預算時，不得不要的一個橡皮圖章而已。法務部的部長如果真的卯起勁來，硬要依照行政的層級關係，對調查局展開監督整頓的工作，很可能就會踢到鐵板，不但要撞得滿頭包，甚至連官位都會不保。
這種情形，前副總統李元簇可能算是認識比較深刻的，在他擔任法務部長時，依慣例必須「受邀」去調查局「視察」業務。當天調查局的長官們都刻意表現出必恭必敬的樣子，一切都行禮如儀的照章行事，安排了各單位的業務說明和資料簡報等流程。李元簇部長不知是否當天還有要務在身，似乎只是想趕緊交差了事一般，提出了盡量縮短視察行程的要求，在報告結束之後就立刻起身離去，一些資料都留在桌上沒有帶走。阮成章局長發現遺留在桌上的資料之後，立即要我趕緊呈遞上去。我追出去時李部長剛要上車，我趕緊上前喊報告，把一疊資料雙手遞上去，想不到李部長接到之後，只瞄了資料一眼，然後卻又順手一揚，把整疊資料撒得滿天飛，嘴裡還喃喃的說道：「我被邀請來這裡視察只是一個形式而已，法務部哪裡敢管調查局的事？」接著就進入座車，把車門用力一甩，命令司機立刻開車離去。
另一個對比相當明顯的例子，就是李登輝總統當初親自指定的法務部部長蕭天讚，因為未受到邀請而主動前往調查局視察業務，對一向高高在上的調查局而言，那是一種相當嚴重的冒犯行為，必然要遭受調查局的激烈反擊。果不其然，蕭天讚不久就因為涉及第一高爾夫球場的弊案而下臺，而負責偵辦該件弊案的，就是當時的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彭紹瑾，而他也因偵辦此案而一舉成名，漸漸地成為調查局在民進黨中重要的「工作同志」。如果蕭部長確實涉及該件弊案，調查局依法當然要偵辦到底，但是較為可議的地方，就是調查局的選擇性辦案方式，對於一直存在的許多高爾夫球場違法開發弊案，調查局平常並沒有全面的認真追查，而是選擇性的拿第一高爾夫球場的弊案來開刀，藉以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不但用來直接打擊蕭天讚，並且也趁機對熱愛小白球運動的李登輝總統，施以強烈的媒體輿論攻擊，可以說是一招相當高明的「一石二鳥」之計。
在廖正豪和程泉的惡鬥之中，廖正豪最後之所以丟官的最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對於此種特殊關係的認識不夠清楚。先前他以空降部隊的身分入主調查局的局長，已經阻礙了許多正規調查員的升遷管道，在榮昇法務部部長之後，卻還妄想要垂簾聽政，繼續當調查局的太上局長，特地欽點一個對情治系統完全外行的王榮周去接手。這樣的做法，自然平息不了調查局內部反彈的暗潮，壓制不住蠢蠢欲動的焦躁氣氛，最後當然只有造成王榮周的黯然掛冠離去。
但是廖正豪還是不願放手，堅決不讓和他「相知甚深」的資深代理局長程泉有扶正的機會，甚至還因為急於想要過河拆橋，使出了一招借刀殺人的詭計，利用白鷺鷥爪耙仔國代賴勁麟，來揭發程泉的「祿山之爪醜聞案」，並由劉展華來操盤炒作，想要藉機一舉把程泉擊垮，調查局內部對於廖正豪這種「欺師滅祖」的行為當然會有激烈的反彈動作。程泉一旦出手反擊，只消召開一場記者會，抖出一些廖正豪的惡行醜聞之後，廖正豪自然只有應聲落馬、拖槍曳甲而逃了。
而其後接任的法務部長城仲模，因有感於調查局確實罪惡滿盈，有意要追查一些重大弊案，對調查局加以大力整頓。調查局內部不久就感受到威脅，也透漏出將要讓城部長下台的風聲，筆者也在台灣之聲的節目中，公開對城部長發出警告。果不其然，城部長竟然在選舉之前，突然遭到陣前換將，城部長信誓旦旦的反賄選決心因而無以為繼，涉嫌公然篡改電腦開票數據的弊案也不能加以追究。其後繼任的葉金鳳部長，和調查局的王光宇局長一樣，都是以「『無為』而治」著稱，對於調查局的各種膽大妄為的行徑，就更加是視若無睹、噤若寒蟬了。
四、調查局與立法院的關係
因為去年程廖之間的惡鬥，也擦槍走火的引出了「特約諮詢」和「AB檔案」的問題，而點燃了台灣之聲抓爪耙仔「整頓調查局」的導火線，在台灣之聲負責人許榮棋契而不捨的追蹤查證之下，終於揭發了台灣假民主的世紀大騙局。而民進黨的謝聰敏立委，在程泉七月九日的記者會之後，更接受記者的採訪，在七月十二日《台灣日報》上，以頭版頭條的方式，透漏出民進黨內有調查局的線民(爪耙仔)，擠身在司法委員會之中，為調查局的預算護航。而和調查局一向瓜纏糾葛的另一位民進黨立委周伯倫，竟然也公開的表示「確有其人」。這件事對民進黨而言，應該是非比尋常的重大事件，但是民進黨的黨中央卻是一反常態的置若罔聞，更是促使許榮棋要進一步追查到底的原因之一。
經過許榮棋不斷的查證之下，不但確定了謝聰敏所指控的民進黨立委是蔡明憲，而且更追查出其他長期在司法委員會裡幫調查局護航的民進黨立委，還有張俊雄和彭紹瑾等人。立法院的司法委員會之中，國民黨籍和新黨籍的立法委員會去幫調查局的預算護航，似乎可以說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民進黨立委一直未對調查局的預算作過任何刪減，而且還對有心檢討調查局功能的謝聰敏展委員展開抵制圍剿，必然要讓曾遭受調查局屢次迫害入獄的謝聰敏產生嚴重的質疑，而謝聰敏卻也因私下追查而揭發了此一秘密，但是卻又在去年年底的立委選舉中，慘遭調查局利用建國黨候選人的名義，來對他進行全面的抹黑封殺，使他無法繼續連任立委。如今再度吃到調查局苦頭的謝聰敏，對於在民進黨內有調查局爪耙仔，而且後來還輾轉得知民進黨內爪耙仔的比例竟然超過七成，在大吃一驚之後實在感到相當的寒心，對於此一議題也不願意繼續再多作評論了。
張俊雄當年是律師高考第一名，也是「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之一，從民國七十二年起就一直擔任立委的職務，他和調查員頻頻接觸的情形，曾經擔任過立委助理的人都知之甚詳。去年四月，國民黨傳出有意讓廖正豪去參選高雄市長，大概是不願意法務部長之職被奪走，且和調查局的線民謝長廷去同室操戈，廖正豪於是鬧出避不見面的第一次請辭法務部長風波。在四月十三日的記者會中，彭紹瑾和廖正豪相擁而泣的激情鏡頭，大家當時應該都是印象深刻而莫名其妙，彭紹瑾當時「兔死狐悲」的心境，再和他的線民身分互相印證之後，大家應該都已能了然於心了。
而蔡明憲立委則更是不需多加辯解，以當前立法院生態而言，敢於不斷公然指責羅福助委員，說他是黑金的代表，並以掃黑立委自居的，如蔡明憲、李文忠者流，大多都和調查局關係密切，有調查局在背後撐腰。而且當年有一次他和他的陳姓調查局領導，在台中的一家餐廳裡交付任務的時候，我也因為和陳學長素有交情，在台中意外相逢而受邀入席，不過蔡明憲委員也許已經沒有太深的印象了。蔡明憲委員雖一直效忠於調查局交付的任務，但是此等危害政黨政治的行為，終非全心追求民主自由的台灣民眾所能容忍，為虎作倀、多行不義的結果，自然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筆者於十一月三日接受三立電視台的邀請，在魚夫主持的「八點大小聲」節目中討論監聽的問題。在節目結束之後，主持人魚夫和其他受邀請的來賓，都要我解釋我所提到的「情治黨」一詞，在我詳細的分析之後，大家對我的說法都表示相當的贊同。我還順便問他們那些政論節目裡的常客，立法院裡有沒有立法委員曾經質詢過調查局的？他們的回答是：「所有的立法委員，一聽到調查局三個字就快要嚇死了，哪裡還會有人敢去惹它？」
五、調查局與監察院的關係
在憲法的規定上，監察院具有絕對的監察權力，職司調查、糾正、彈劾、糾舉、巡查、監試審計、及申報財產等公權力。原則上可以指揮調查局等情治單位進行調查偵辦，但是因為在實際的調查工作行使上，握有實權的卻是調查局，因為調查局才具有實際進行調查的能力，而在情治黨已濫權坐大，嚴密控制台灣所有層面的政治現實之下，監察院不但不能順利指揮調查局偵辦案件，甚至還要隨時受到調查局的要脅。在監察委員當中，貪污舞弊的不在少數，但是先前蔡慶祝監委遭到調查局移送偵辦，實在可以說是劉展華針對他所施的一種懲戒警告，也是情治黨對監察院所施加的一種「殺雞儆猴」手段。這種情治黨可以任意要脅監察委員的事實，才是監察院所以一直功效不彰的根本原因。
有關監察委員的產生方式，原本規定是由省市議會中所推選出來的，一九九二年五月起，修改成由總統提名，經過國民大會的同意而產生。不論是經由何種方式所產生的監察委員，在情治黨嚴密控制下的台灣政壇，對於可以主動提出法案，擁有彈劾、糾舉、調查、及審計等大權的監察委員，必然也會更加的予以掌控，也就是說，這些監察委員的人選，基本上都要是各情治單位所能夠掌控的人，甚至是遵照情治黨所提出的參考名單來提名。由代表反對勢力的政黨或團體中所產生的監察委員，事實上都要先經過情治黨的「認可」，或者實際上就是由情治黨所培養出來的人選。
依照規定，監察院可以指揮調查局來協助辦案，但是在實際上，監察院和情治單位之間的關係，早就已經主客易位了，監察權有時反而成為情治黨在發動政治鬥爭謀略時，可以隨時靈活運用的一個有力工具。監察院不但不能對調查局有所約束，反倒是監察委員經常要受到調查局的威脅。劉展華利用偵辦蔡慶祝監委涉及貪污的案件，藉以對監察院施以下馬威的情形，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前調查局第一處副處長李世傑，在《調查局研究》一書中曾經提到，當初民社黨的資深女監委李緞，就是調查局的線民，而在往後的監察院生態之中，這種為虎作倀的情形只會更加變本加厲，不可能會有所收斂。因此，向監察院提出的檢舉案件，如果是涉及情治黨不法的行為時，不但往往都會「查無實證」，到最後落得不了了之的下場，還可能因為監察委員故意洩漏案情，使檢舉人遭受到情治黨的斷然報復。
前監察院長王作榮雖然是媒體的最愛，對於許多事情都會發表評論，也時常口口聲聲的說要打老虎。但是在監察委員全部都在為情治黨效忠的情況之下，怎麼可能斷絕官官相護、弊案連連的情況？他只會一再的透過媒體喊話，不能下定決心去根除情治黨的惡勢力，風燭之年的王作榮老先生，當然也只有一再的放聲高呼「壯志未酬」了。
六、台灣的司法改革
台灣司法的黑暗，可以說是只要走過法院的人都相當清楚的，儘管有些現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發起了一些主張改革的協會和組織等，實際上對於司法改革的影響卻相當值得懷疑。例如強調司法改革的民間司法革命會，卻邀請了一向以「揭弊高手」自稱的林瑞圖立委擔任顧問，他另外還名列在立法院的司法委員會之中。他曾主動向筆者表示對元大證券案有興趣，希望我能提供他詳細的資料。後來當我前往他的辦公室拜訪之時，發現室中堆滿了正在包裝的物品，一問之下才知道是要送到調查局去的禮物，我聽到之後還打趣的說：「如果要送去調查局，不如讓我幫他去送，因為調查局裡的人我一定比他熟。」想不到對方卻馬上拒絕，直說必定要他親自送去才有誠意，讓筆者聽了心中苦笑不已。像他這樣刻意巴結調查局的立委，我們還能期望他能認真去揭發甚麼弊案？我們把冤案、錯案、假案等送去請他解決，會不會最後又是在「請鬼開藥單」呢？
如果台灣的法官、檢察官等司法人員，能像美國一樣，是由選民所選舉的，要直接對選民負責；司法審判的進行，也是由公民中去抽調篩選所組成的陪審團來進行時，判決的公正性才不致過於偏頗，較可以被社會大眾所認同，這應該也是可以參考的司法改革做法。而由於法律體系的不同，從事大動作的改革似乎是較為艱難的做法。
不過，在當前傳播科技發達的時代裡，台灣之聲一直大聲急呼的法院審判過程開放媒體現場直播，更是在現行的體系之下最為可行的方法。這是一個可以提昇民眾對於司法問題和法律知識的關心參與程度，利用公眾的判斷能力和輿論的力量來促進審判公正，讓全民都作為大陪審團的最好方法，如此一來，法院審判的公正性，將更能受到全民的評斷。
自從台灣之聲提出此一構想以來，我們曾屢次在各個法庭的開庭場合之中，提出讓媒體現場轉播的要求，當庭的法官和對方委託的律師聽到這樣的請求之後，大多會立刻驚惶失措而連連加以制止，由他們這樣直覺而激烈的反應來觀察，這種司法審判結果的品質和公正性，當然是我們可以大大的加以質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