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證券

一、引　　子

民國七十七年，我還在中山站服務時，因為各方面保持良好的聯繫是工作必須的要求上，因此結交了許多各層面的朋友，許多人也會透過朋友關係向我反應一些社會或個人的問題，我一向也基於工作上的需要以及服務社會的熱誠，盡可能去傾聽意見的反應，如有困難時也儘量設法幫忙。

當年的三、四月，還在總統官邸裡面管車輛的池蘭森，私下用他兒子的名義在外投資，被龍騰投資公司坑騙了九百六十萬元，透過許多人去追討都要不回來。後來找到總統官邸的黃安中上校，他又經由一位我的運用線民蕭姓代書來找我想辦法幫忙，由於已經透過多層的傳話，我當時對於整件事情並沒有全盤的了解，當場也沒有答應下來。剛好就在兩天之後，我遇到另一位朋友，他正好提起龍騰投資公司，表示和負責人蔡竹宮是很熟的朋友，又使我想起了蕭姓代書拜託的事，經過我大致的轉述之後，該位朋友說他可以幫忙想辦法解決，於是我便居中介紹雙方認識。隨後我正好又回到局裡去接受三個禮拜的複訓，那件事因為我只是居中穿針引線，介紹雙方的代理人認識，完全沒見過雙方當事人，而且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幫忙別人一向都是分文不取的，所以當我受完複訓回到中山站之後，因為那件事情只是順水人情的小事而已，也沒有人再向我提起該事的處理情形，當然我也根本就不記得了。

七月間因為郝柏村有意要逐步接管調查局，除了空降吳東明到調查局當副局長之外，隨後八月又安插了池蘭森到調查局的督察室擔任督察主任。池蘭森新官剛上任就立刻找我去問話，表示他的債務最後只要回全部的七成，被居中幫忙處理的人拿走了三成，他認為因該要全數歸還，表示對那件事相當的不滿意。若不是他再次向我提起，我根本就忘了有那件事，當時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那時候被投資公司欺騙而血本無歸的人很多，我們雖然不斷的將一些調查報告層層上報，但是局本部如果沒有公文的指示，我們基層調查員並不能主動偵辦。而依照一般民間私下的處理方式，如果能找人出面幫忙要回資金的三成，就已經算是相當幸運的，池蘭森能拿回全額的七成，出面幫忙解決的人只抽取三成，已經算是對他特別賣了面子。而且我從頭到尾都沒插過手，實在也無從過問起，更不可能再把我的朋友找出來，要他們把其他的三成也還給池蘭森。我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委婉的解釋清楚之後，直覺的認為事情應該就此結束，如果他真的還不滿意的話，任憑誰也沒有辦法解決。但是這件原來是出自於善意幫忙的好事，卻為我後來所遭遇到的許多惡意陷害，埋下了一個禍根。

我當時完全想不到他還是不死心，認為我一定從中獲得了一部份的酬勞，不斷的透過各種關係調查，就是想要找出藉口來查辦我。在暗中翻天覆地的針對我調查了四個月，就是抓不到我的任何毛病。後來有一次，台北市調查處的劉督察告訴我，為了要我好，他希望我最好自動請調到台北以外的其他地方。筆者問他詳細的原因，他只推說不能講得太明白，他絕對不會害我，聽他的話準沒錯。既然不知道所以然，我當然也沒有照著做。又過了一個禮拜，劉督察又跟我說：「我要你先自行請調你不照做，現在我再也幫不了你了！」

十一月督察室的人事處分命令就下來了，我被記了一個大過，調動職務到苗栗站去，懲戒的原因竟然寫的是：「利用職權，干涉外務。」我是在無意間幫池蘭森解決了他的債務糾紛，如果算是干涉外務，也是因為池蘭森的外務而引起，他也應該負連帶的責任，他不但對我的幫忙不知感謝，還故意挾怨報復，如果我真的犯了錯，池蘭森是該事的直接關係人，他應該接受更重的處分才對。

無端遭受到這樣一個晴天霹靂似的打擊，使我對繼續從事調查員的工作，產生了一種相當痛苦的心理掙扎，許多知道這件事情內幕的同事，都為我所受的冤屈報不平，一些平日相當了解的好友，也有不少人鼓勵我應該離開調查局，一定會有更好的發展。我一個人躲到陽明山上，閉門苦思了兩天兩夜，想起父親，當初因為反對我經營商業，交際應酬不斷的生活會傷害身體，希望我能報考調查局，以便為國盡忠打擊不法。我又認為自己並沒有任何過錯，受到池蘭森藉機施以不合理的處分，是因為他是外面空降而來的人，調查局的長官並不全然都是如此，最後決定還是要接受處置，調職到苗栗調查站去，希望藉著在工作上的良好表現，來洗清我平白所受到的冤屈。

在我到苗栗調查站報到之後，許多平日了解我的同事和長官，甚至包括調查局之外的長官，都會趁外出公務之便，刻意前去探視鼓勵我，又加上我在業務上的努力表現，很快就成為苗栗調查站站主任林德台最倚重的調查員之一。而且後來擔任調查局長的吳東明，也曾經親自到苗栗去視察，並當面鼓勵我要好好的偵辦一個大案子，等立下功勞之後，他希望我能回到總局去為他效力，而這也是後來我堅持要偵辦元大證券案的原因之一。

二、元大證券案的原由

討論元大證券案，必須先從主要關鍵人物周鼎談起。周鼎是恩膏公司的負責人，原來就在從事股票的交易，而且交易的數量已經作得相當大，在當時股票市場裡面也算是小有名氣。七十八年底，元大證券公司的總經理杜麗莊（馬志玲之妻）便邀請他到元大去交易，元大不但免費幫他安裝了一套堯乾電腦股票分析系統，還答應可以讓他退回高額佣金，並且在不久之後，就大幅的擴大周鼎的信用額度。

元大證券早在民國五十年即成立經紀商，七十九年底在官商勾結護航下，擴大為綜合證券商，目前在市場佔有率及全省開設證券商分公司家數均為第一。元大主要是從事丙種墊款、當日沖銷方式買賣股票，除了作丙之外，當日沖銷在當時也是違法的交易行為。當時元大丙種放款的利息，每一萬元一天就要抽取七塊半，而每天的總交易額高達六百億以上。

因為周鼎作股票已經有相當久的經驗，剛到元大之後不久，便立刻發現該公司問題重重，例如說當客戶下單要買時，實際上卻是元大在賣，也就是說和客戶在「對作」，也就是俗稱的「空中交易」行為，單子大都是下空的，在成交量、金額、帳目等各方面的核對都有問題，如果要實際進行結算時，通常都會問題百出而漫無頭緒。

周鼎在元大丙種墊款戶設有專門的代號，分別是四二五、三四八及一一七，實際上是用元大安排的人頭戶在進行買賣。元大營業專員江玲巧在七十八年十二月到七十九年六月之間，先後曾向周鼎收取了總數高達三千一百萬元的保證金。依照元大的規定，丙種放款的保證金必須是買進股票淨額的四成，不足二成時，就要馬上補足差額，否則元大便會賣掉股票，然後清點帳務，也就是會讓客戶「斷頭」。

n 周鼎遭元大片面斷頭

七十九年的五、六月間，台灣股市的震盪幅度相當大，有時在一天之內的跌幅就相當的深，元大公司為了確保自己利益，未曾知會周鼎便逕自將他的七十餘萬股股票賣出，依照當時的行情，總數高達三千餘萬元，也就是片面的讓周鼎斷頭。但是周鼎認為以他的財力而言，尚有能力補足保證金的差額，他原來希望在價格回升的時候才賣出，元大私自賣出他的股票，讓他血本無歸的作法，他絕對不能承認，但是周鼎還是要求要核對雙方的帳目，元大卻拿不出任何明細的資料元大也自認理虧，事後又悄悄地補回擅自賣出的股票。

由於周鼎一直據理力爭，元大不但拒接電話，還由黑道出面恐嚇，到最後不得已時，便由鍾大偉（當時是特別助理，現任元大證券董事長的機要秘書，目前已經潛逃到加拿大，據說可能和黃乃宣的命案有關）負責出面對帳。核算帳目時，在股票被元大放空的那段時間當中，股票漲價賺錢的部分都不算，下跌的時候卻全部都要補足保證金，一陣七除八扣之後，可以說是全數賠光了還不夠，而對於元大盜賣股票所應負的責任，卻都完全翻臉不認帳了。

n 檢舉元大到處碰壁

在此同時，元大證券開始露出了猙獰的面目，找了一大群的黑道人物，出面向周鼎威脅恐嚇。周鼎不願自己的資金被元大坑騙，又被黑道逼得走投無路，只好打電話向調查局台北市調處秘密檢舉元大的違法交易行為。但是周鼎當天上午十點檢舉，十一點元大證券便已接到密報了，營業員立刻停止了周鼎的買賣，不受理他的交易下單。營業員親口對周鼎說：「今天請你不要來元大買賣股票，因為調查局已經接到電話檢舉了，我們不能再收你的單子。」

周鼎實在氣不過，只好轉向證期會檢舉，該案是由二組的一位小姐受理的。想不到竟然還是得到同樣的結果，十點多檢舉之後，十一點元大證券公司就又命令營業員不能接他的單子。周鼎還是不死心，幾乎調查局在台北地區的每個調查處、站都去檢舉過，結果都是大同小異，不但檢舉案石沉大海，而且元大必定立刻得到消息。

三、苗栗調查站接受檢舉

我原來在台北時就和周鼎認識，剛好一次我從苗栗站回台北出差，經過朋友的居中聯絡而見面，他對我說出他在元大證券公司所受到的不公平遭遇，以及他向調查局檢舉卻毫無結果的情形，我告訴他調查局偵辦案件時並沒有受轄區的限制，建議他可以改向苗栗調查站檢舉。我回苗栗站之後，先將該檢舉案的要點向苗栗調查站站主任林德台報告，林德台主任聽完案情之後，便要求周鼎帶著證物、證人前去製作檢舉筆錄。

七月十六日，周鼎帶著職員名冊、資金往來戶、帳冊等資料，與秘密證人元大營業專員江玲巧一同南下，於五、六點時到達苗栗，晚飯之後由犯防組組長楊守逸負責偵辦，並且製作檢舉筆錄，因為證據相當明確而充分，我們相當詳盡的詢問紀錄所有細節，大家一直忙到翌日清晨五、六點才結束。因為江玲巧已在元大工作多年，如果案情一旦曝光，她的員工入股金兩百多萬便可能會無法取回，並且因為元大和許多黑道的關係很密切，她的身家性命也可能也會受到威脅，所以他們便要求該檢舉案一定要列為極機密，而林德台站主任也當場作了保證。

八月十二日，林德台站主任將該案調查完畢、告一段落之後，以極機密的方式親自呈送到台北總局去。案件送到調查局經濟犯罪防制中心時，想不到經濟犯罪防制中心主任劉展華和元大之間素有勾結，立刻將周鼎的檢舉筆錄，交給了元大證券的總裁馬志玲。

n 檢舉案情再度遭到洩漏

第二天（八月十三日）早上，在元大上班的營業員江玲巧，就被黑道人物強押到元大證券樓上總經理杜麗莊的辦公室裡，杜麗莊表示周鼎和江玲巧的檢舉筆錄，她都已經看過了，並說出了一些筆錄的內容，由於只出現在檢舉筆錄中的一些秘密的對帳電話號碼和事情，即使元大也無法得知的，但是她卻都一清二楚，顯然她說的是事實。江玲巧當場被黑道一陣毒打之後，又將她押回敦化南路自己的家中，將所有筆記、電話簿、客戶資料等，全部都銷毀或帶走，竹聯幫的人還曾把她押到汐止去拘禁起來，前後被限制自由長達一天一夜的時間才放人。杜麗莊在放江玲巧走之前，還逼著她寫辭呈，表示元大應該還給她的兩百萬元，她一分錢也別想拿到，並且威脅她要當心自己小孩的安全，還要她帶話給周鼎，勸周鼎自己也要小心一點，因為他們對周鼎的所有背景資料，早就已經查得一清二楚。

江玲巧被釋放之後，立刻向周鼎哭訴自己遭到綁架的經過。周鼎立刻打電話到苗栗站，質問林德台站主任為何又將機密的檢舉資料透漏給元大？林德台表示絕不可能是他洩漏的，而且恰好就在江玲巧被綁架的前一天，該案已經由他親自將所有檢舉資料，以極機秘的方式呈遞到總局去了，很有可能就是在總局裡出了問題。

由於江玲巧是已經在元大工作多年的營業專員，她被杜麗莊公然挾持又被迫辭職的事情自然是鬧得很大，而她幫周鼎作證向調察局苗栗站檢舉元大的秘密，不多久也就傳遍了全公司，一時之間所有元大的營業員都人人自危，深怕自己會被捲入該檢舉案之中，很多人都不敢繼續從事違法買賣，股票的交易數量也很明顯的降低了很多。元大證券平均每天的交易額高達六百億以上，如果一旦暫時停止交易，光是要處理和客戶之間的巨額利息和清算帳目上的糾紛，就有可能會把元大拖垮。

n 元大陣容堅強無比

八月十四日，也就是洩密案發生的第二天，下午兩點鐘，元大便邀請了台北地檢署首席劉景義檢察官，以「法律顧問」的名義到元大去演講，表示他是台北地檢署的首席檢察官，該檢舉案如果送到法院時，他一定會負責出面打點一切，最後表示元大會完全沒事，請大家繼續安心的上班。馬志玲也表示要大家放心，劉景義檢察官是元大的法律顧問，該案子一定會擺平，並且還說調查局就是元大開的，因為元大證券公司公關室的主任楊家福，原來就是調查局出身的。楊家福曾任調查局第五處的處長，後來調到法務部去當參事，一退休就到翁大銘的公司上班，後來又到元大擔任公關室主任，第五處是負責佈建和謀略的工作，是調查局最有實權的單位之一，他能當到第五處的處長，在調查局裡的影響力當然也是非同小可。

周鼎知道事態已經相當嚴重，又於八月十七日向調查局的督察室檢舉該件洩密案，承辦的人正好就是督察室的主任池蘭森，當天下午池蘭森便派人開車把他接到調查局去，在督察室裡進行秘密調查，負責製作調查筆錄的是龔治平和陳姓兩位督察，以及一位鍾先生，當天下午做完筆錄之後，池主任又讓調查局的專車送他回去。

九月五日，苗栗站的犯防組組長楊守逸、調查員楊國彥、以及筆者一同北上，借用了台北市士林區陽明證券的辦公室，秘密製作元大證券前業務部副總許國樑（綽號瘋馬許）的查證筆錄。另外也前往土城看守所，詢問一位因為侵占罪被收押的元大營業員，同樣也作了筆錄在案。次日（九月六日）又在敦化南路訪談了周鼎和秘密證人江玲巧，調查他們遭受元大證券副總經理黃乃宣、總經理杜麗莊、機要秘書鍾大偉等人，涉嫌率眾恐嚇、侵占、毀損、妨害自由等案的經過，並且製作了查證筆錄。

n 秘密偵查仍遭洩漏

想不到我們秘密約談許國樑的事情，竟然也立刻被別人洩漏了出去，就在幾天之後的一個傍晚，許國樑受到元大的副總經理黃乃宣的邀約，下班之後一同到元大附近的「古今食府」去吃飯。他們才剛開動沒多久，調查局的翁祖焯以及竹聯幫的一些大哥們，也陸陸續續的到達那家餐廳。大家聚在一起靜靜的吃完飯之後，又拉著許國樑一起到白玉樓去喝酒。酒剛過一巡，黃乃宣和翁祖焯的臉便立刻拉了下來，針對許國樑出面作證的事情出言恐嚇，並且由竹聯幫的兄弟在旁附和助陣、同聲譴責，當時的情況實在有如一場鴻門宴一般。許國樑當晚就好像從鬼門關的邊緣逃出來一樣，回到家後立刻打電話向周鼎投訴，接著在第二天一早就買了機票，立刻飛到大陸去躲起來，再也不敢待在台灣了。

九月十一日周鼎又打電話向調查局督察室池蘭森報案，池蘭森又約他前往調查局談話。到了調查局之後，池主任表示該案他大致已經查出來了，最有嫌疑的有兩個人，一個是經濟犯罪防制中心的劉展華主任，另一個就是調查員翁祖焯，並要求周鼎絕對不要把案情透露出去，調查局一定會保護周鼎的安全。負責製作筆錄的鍾先生在下午四時完成報案記錄之後，周鼎又被用專車送回家。

n 偵辦元大受到總局阻力

就我偵辦案件多年的經驗來說，從沒有一個案件像元大證券案的證據那麼充分，由於該案已經是證據確鑿，偵破已是必然的結果，但是總局方面卻似乎一直在阻礙偵辦的進行。苗栗站曾向總局申請，要求監聽元大證券的相關涉案人，而總局所回覆的公文竟表示：「監聽是違法的行為，偵辦案件時不可以採用監聽的方式。」這個回文可以說是荒謬至極，調查局明文規定的便賦有監聽的執掌，而且我們又是依法申請，怎麼能說是違法行為呢？

苗栗站又再次據理提出申請，這次的回覆更加奇怪：「如果要監聽元大證券可以，請到基隆去掛線監聽。」元大證券公司是設在臺北市，當時基隆的電話業務還沒有併入大台北市地區，是屬於另一個局碼，交換機並不在同一個區域，如果到基隆去掛線，如何能監聽到台北市的電話呢？

而這些回返的公文，我事前都完全不知道，是後來我們到劉展華的辦公室時，劉展華拿出來，問大家是不是都看過了那些公文，當場其他人都說他們已經看過了，只有我是第一次看到。

另外，由於獲知江玲巧、許國樑等秘密證人都已被恐嚇，我還親自向苗粟站主任林德台、駐區督察劉銘捷及總局報告，並要求總局要保護周鼎及江玲巧的安全。但是劉銘捷督察卻私下摟著我的肩膀，暗示性的勸告我不要繼續追查元大證券公司的案子，老長官楊家福就在元大公司裡面上班，自己人為了一個案件而傷了彼此和氣實在是沒有必要等等說詞。但是我當時心中最直接的感覺，只是認為他的心態過於保守，而且還公私不分的把私人交情牽扯到公事之中，雖然是長官的身分，對於他的說法並沒有加以特別的理會。

n 破案心切主動出擊

因為當時的股票市場，已經因為一些股市大戶的炒作而變得問題叢生，吳東明局長也曾發布政策性的命令，決心的要大力偵辦股市裡的一些弊案，而且加以先前吳局長對我的勉勵，像元大這麼重大的案件如果能夠偵破，一定可以改變國內股票市場的畸形發展，使國家的經濟體制邁向更健全的方向，而且我當時也認為，在我立下此一大功之後，我先前所遭受的冤屈便可以得到洗刷。

由於我們偵破該重大案件的信心和企圖心都相當旺盛，我們也得到確實的證據，知道台北地檢署的首席檢察官劉景義涉嫌官商勾結，和元大之間有大量的資金往來。因為調查局偵辦案件可以不受轄區的限制，我們便決定向總局申請主動偵辦，預備要在九月廿六日，不知會台北高檢署，向苗栗地檢署申請搜索票，到時將會同苗栗地檢署檢察官，直接北上偵辦該案件，也依規定擬了公文到總局去報備，並請總局協助支援必需的車輛。

四、劉展華先下手為強

九月廿四日，星期一大清早，周鼎在家中還未起床，忽然被一陣陣急促的門鈴聲吵醒，在他起身開門觀看之後，突然一下子闖進去十二個帶槍的大漢，每個都拿槍指著周鼎的頭，將周鼎強行押走。

七點鐘到達台北縣調查站之後，便是一陣的拳打腳踢和怒叱喝罵，然後又把他放在乒乓球拍大小，一百六十多公分的高鐵凳上，連續的對他刑求逼供，前後長達廿六小時，中間還不准下來上廁所。其中他昏倒過兩次，而且因為遭到毒打，雙腳踏不到地，臀部又長時間得不到適當支撐，全身的體重都壓在小小的鐵凳面上，使他造成了嚴重的脫肛，當場流血不止。直到第二天下午一、兩點，他被「拖」到地檢署時，糞便、尿液、摻著血液已經沾滿了整條褲子。他嚴重脫肛的傷勢，大約過了一個月才漸漸痊癒。

周鼎在威脅利誘之下，為了能夠盡速脫身，被迫在台北縣調查站主任張閩笙和台北市調查處調查員劉禮信聯手編製的偽造筆錄上簽字，因而落實了調查局陷害筆者的不實指控，後來更根據該份不實筆錄，對筆者判處收押禁見之判決。調查局並議決記筆者兩大過之後免職。而利用筆者被收押禁見期間，元大證券也得以凐滅證據並打通各處關節。

n 北上「開會」　自投羅網

大約就在周鼎被架走的同一時間，劉展華清早六點多就打電話到苗栗站，要求苗栗站站主任林德台、副主任王鋆德、犯防組組長楊守逸，和身為案件發掘人的筆者四人，一同到總局裡去了解案情，因為當時苗栗站的司機已經有了年紀，我便親自開車載乘所有人一起北上。

我們到達劉展華的辦公室時，劉展華把抽屜拉開，指著當中的卷宗表示：「這個案子一直擺在我的抽屜裡，因為證據不夠充足，不能貿然偵辦！」他是犯防中心的主任，案件當然要經過他，但是沒想到卻一直被他壓在抽屜裡。隨後他並出示前面所提到的申請監聽公文，問大家看過沒有，大家竟然都說看過了，只有我是一直被蒙在鼓裡。

由於案子主要是由犯防組組長楊守逸偵辦的，我只有看著他，由他來負責回答，他吞吞吐吐的表示：「這件檢舉案的罪證確鑿，證據也已經相當充足，只要展開偵辦，一定立刻就可以破案…」

劉展華雙手往桌上大力一拍，故作生氣的打斷他的話：「胡說八道，這些人都是我多年的朋友，他們絕不可能會這樣子！好了，你們現在可以回去了。不然這樣子吧，中午到了，我請你們去吃飯好了。」

楊守逸沒有在回話，其他兩位長官也都默不作聲，我只有很無奈的想著：「好吧，處長已經都斬釘截鐵的這樣說了，再辦下去也不會有結果，既然長官要請吃飯，不如暫且先吃完飯，回到苗栗以後再研究吧。」

我基於屬下應有的禮節，讓長官們走在前面，我跟在後面最後一個出去，我才剛踏出辦公室的門，就有三個督察把我架了起來，我莫名其妙的問他們怎麼回事，他們一句話都不多說，只說要請我去台北縣調查站協助辦案。

n 台北縣調查站

我們進入台北縣調查站之後，大鐵門就立刻拉下來了，我還在納悶怎麼台北縣站才剛過中午就關門了？他們架著我經過一整排的偵訊室，走到最左邊的一間裡，在我走過去當中，看到周鼎在第二間偵訊室裡面，已經被修理得一蹋糊塗，心裡面疑雲四起，突然間心中一凜，連連暗自叫苦不絕。我進了偵訊室之後，他們把我丟在那裡，既不偵訊也不說話，只是弄了一條三五煙給我抽，茶水也是供應不斷。我實在不知道他們到底要對我作些甚麼，於是便要求見督察，督察走了！找站主任，站主任休假！我要打電話找調查局長，不准打電話！

一直耗到第二天清早，他們才拿了一份周鼎簽名的筆錄，說周鼎已經證實了我瀆職等罪名，要我寫自白書，我大罵他們胡說八道，他們嚴刑逼供編出來的筆錄，叫我寫甚麼自白書？他們實在也沒有甚麼具體的事情可以問，後來我就寫了一篇感想讓他們交差，內容主要是表達我對調查局故意陷害的做法感到非常寒心。

n 地檢署無故收押禁見

一直等到過了中午以後，我和周鼎被送往地檢署，由陳彥希檢察官（現在是「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的律師）開偵查庭，甚麼話都沒問，直接就要以「貪污、瀆職、恐嚇、勒索」四個罪名，將我們當庭收押。我很生氣的問：「我到底做了甚麼、犯了甚麼罪？你們又憑甚麼收押我？」陳彥希卻回答說：「上面交代說要收押你就收押你，我們要收押你還需要有理由嗎？」說完立刻吩咐法警，把我們押到台北地檢署樓下的看守所關起來。那個收押我的罪名，在當時是死刑或無期徒刑的重罪。

一直關到晚上十點鐘，最後一班車時才送我們走，才剛走出去，大門外已經圍滿了許多記者，一下子數十部相機閃光燈全部開始閃爍，看到那種盛大的場面，應該是所有的媒體記者都受邀到場了，我和周鼎只能乖乖的站著，讓記者們盡情的拍，也沒有人問我們問題，從他們看我的眼神中，感覺上好像自己是古代的死刑犯，在斬首之前先被帶去遊街示眾一樣。

n 看守所裡的黑幕重重

我被送到土城看守所以後，先是一頓的下馬威，先要脫光了衣服全身檢查，然後有人帶上手套檢查肛門，故意很用力的摳著屁眼，嘴裡還不斷說著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話，最後還要光著身體做交互蹲跳，這些極不人道的「檢查」方式，已經是相當嚴重的體罰方式，而且被檢查者可以說是尊嚴完全掃地，對於身體和心理的折磨，可以說是已經極盡虐待之能事。

n 收押禁見一百零九天未曾開庭

最後我被推進禁見牢房的時候，已經是九月廿六日的凌晨。相當巧合的是，八年之後黃乃宣遭到謀殺喪命時，也正是九月廿六日的凌晨，這樣的時間巧合，是我事後回想時才發現的，兇手絕對不可能知道那麼詳細的時間，應該說是上天有意的安排吧！

他們還故意安排我和一個殺人犯關在同一間，不到兩坪大的房間裡，只有我們兩個人，我整夜不敢合眼，手中緊抓著一支原子筆，準備一旦對方有所侵犯動作時，就立刻用筆去刺他的要害。經過我一再的抗議，他們才將我換到另一個牢房，連我在內總共關了六個人。那段時間因為看守所內的涉案人暴增，不到兩坪大的牢房裡塞進六個、甚至更多人的情形很常見，像我們六個人擠在牢房裡，晚上睡覺時只有四個人能躺下，有兩個必須蹲著睡。後來又一再的抗議之後，終於換成只關四個人，雖然還是很不方便，但是至少晚上睡覺時比較沒問題。

在筆者被違法收押禁見的一百零九天期間，從未開過一次偵查庭，在看守所裡完全不見天日，又不能和外界接觸，甚至連出庭偵訊的機會都沒有，長久和外界隔絕，又是生死未卜的痛苦煎熬，對於筆者的生理和心理兩方面，都是一種相當嚴厲的折磨。

n 黑牢歲月危機重重

我因為在調查員的任內經常幫別人解決困難，卻又不會利用職權索取任何非分的酬庸，看守所裡的人也大多打聽過我在外面的風評，也知道我是遭到調查局莫名陷害的，對待我也都相當的尊重。所以我除了失去行動的自由、不能和家人見面以外，實際上並沒有受太多的苦，而且因為我怕調查局會想辦法毒死我，看守所裡提供的食物我都不去碰，每天吃的都是朋友由外面送進來的食物，其他一切生活的必需品也都不虞匱乏。

不過當中還發生過一個插曲，曾經有人提議要幫我安排逃亡的路線，還要找兩把手槍讓我帶著逃亡，當時因為我明知自己是冤枉的，如果一旦攜械逃亡的話，只會更坐實他們硬要栽給我的罪名，所以也就予以謝絕。事後再仔細回想時，如果當初那是調查局所設下的圈套，我才剛逃出看守所，身上還帶著兩把槍，而調查局的人就在外面等著，當場就被一陣亂槍打死，那不就更加死無對證了嗎？有時偶然想起的時候，都還會覺得一陣毛骨悚然。

完全失去自由唯一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完全擁有自己的時間，並且保持腦筋的條理清悉，我自己在牢房裡列了一張表格，把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好好的分析了一遍，對於整個官商勾結的犯罪結構已經大致了然於心，於是除了特別注意身體的健康情況之外，還不斷的鍛鍊身體增強體能，以便出去之後可以有足夠的體力報仇。不過因為我是被禁見，既不能接受探視也不能放風散步，自始至終都沒有出過牢房，也不能曬到太陽。等到最後被交保出來之後，即使體能鍛鍊得比關進去之前還要好，走路卻還都是歪歪斜斜的，好幾天之後才恢復正常，由此可見陽光對於身體的重要，不見天日也是看守所中相當不人道的虐待方式之一。

n 周鼎屈於淫威害人害己

周鼎當初在被台北縣調查站極度刑求，又用假筆錄逼著他簽名承認，並應允只要他肯簽名就會立刻放他回去。在威逼利誘之下，周鼎只好被迫簽了字，不過他後來還是被收押了。為了多少表示對他的補償，在他傷勢痊癒之後，幾乎每天一早就有調查局的人去把他「借提」出去，帶著他在台北到處亂逛，甚至也允許他回家和家人相見，但是晚上還是一定要回到看守所過夜。回看守所時還買了兩條煙讓他帶進去，特地交代法警不准予以沒收。據他說，看守所裡人都認為他可能是調查局的線民，對他都相當禮遇。